但在第二轮诉讼中，法院却未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且不说明理由，而径直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该救济制度下，有权机构可以撤销违法的行为。制度设计者们希望在违法行为还可能被纠正的阶段就采取行动，这无疑是避免所有的情况都固定下来以至于无法争议其合法性的最好办法，（具体而言）通过阻塞合同的签订程序，我们避免了对合同溯及既往的实施追诉的所有困难。
那么若原告提起的事由的确违法，但却并未伤害原告，此时法官是否应该受理呢？法国学界对此问题多有争论，根据欧盟前述指令的精神，先合同紧急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保障所有潜在供应商的商业机会和商业利益，而且也在于监督采购人尊重公开透明和强制竞争义务，所以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保护公共利益的任务。长久以来，鉴于合同关系的相对性，仅有合同的当事人有权请求完全管辖权之诉的法官审查合同缔约或执行的合法性[53]这曾经被视作一个公理，仅有合同当事人才能向法院请求宣告合同无效之诉（le recours en nullité），而合同关系的第三人，则无法得到任何救济。若采购人没有遵守上述期限，那么潜在供应商将有权启动合同紧急诉讼，从而介入已经建立的合同关系，甚至可能最终剥夺该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对于缔约过程中违背公开透明和强制竞争义务的行为，法官拥有采取临时性措施的权力和采取实质性措施的权力[31]：临时性措施：法官有权发布命令要求采购人采取措施纠正违法行为，有权暂停所有与合同缔结相关的决定的履行。[34]但即便如此，当法官打算采取某项措施时，在程序上仍然应该尊重对审原则（contradictoire），需要事先通知原被告，并分别听取其意见。
[52] 法国《行政诉讼法典》第R551-9条。，且在发生违反欧盟关于政府采购的规范或国家吸收后的规则时，必须存在有效且快速的救济制度。实行宪政的切入点，我认为首要的是要开放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与文化活动自由、舆论监督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检举控告权利等，并对这些自由和权利进行专项立法。
2011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为题发表评论，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高度评价了乌坎事件的解决模式，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由少数民间精英的维权活动日益变为社会大众的维权活动。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由起初县委当局推卸是所谓黑社会势力的挑衅，到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问责县委领导的侵权，并予以罢官，显示出群众维权的正当性和监督力。也可叹，因为10多年前的建议至今仍不过时。
据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 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82宪法否定了这种错误路线和文革余毒，集中地完整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包括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的合法财产，确认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权，确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和法律地位，使引进外资有了宪法依据。
2. 宪法文本中所确认的公民权利还有不少缺漏，离宪政或者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的需要还有较大的差距。在长达三个多月时间里，乌坎村村民遭到了基层政权蛮横无理威吓和阻挠，乃至于出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他们的一位代表被捕而死亡，和平游行发展成为武力冲突。我殷切期望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内，82宪法能够进一步完善，并且能切实实施，一步一步走向宪政。然而， 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所谓越级上访就是违法，做不上访的良民。旨在突出它比国家机构更为重要的宪法地位。到了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官僚权贵特权阶层，有的地方甚至有形成网络的贪官污吏群体，有些还与黑社会勾结，成为反动的力量。后者还是现今公民上访的宪法根据，说上访者是违法、是刁民，甚至是敌我矛盾而加以打压，是违宪的
因此，如何把1982年宪法颁行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巩固起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和法治进步来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更稳健的发展，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其中要强调三点：一是现行法律法规等法律文件中，凡是与修正案不相符合的内容，必须认真清理切实改正，新出台的法律文件也都需要与此相符合，遵守和秉持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范（例如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就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例如，第三条修正案从宪法上确认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得初级阶段理论及其相关制度建设能够在宪法保障下顺利推行。宪法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包括组织国家政权、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确保法制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等等。
时隔5年之后，条件成熟、共识足够了，2004年修宪时就将这些内容载入了宪法，做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是，宪法的权威不能仅靠写在宪法文件上的外在规范来树立和支撑，其更深厚的支持力量是宪法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和内在约束力（内在规范），全体公民养成了知宪、崇宪、行宪、守宪、护宪的自觉意识，简言之就是全社会普遍树立了正确和牢固的宪法观念，形成了新型的宪法文化。实行这一原则的结果，既增强了宪法的适应性，又保证了宪法的必要稳定性，因而也就有效地维护了宪法的权威性，这可以说是我国现行修宪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与此同时，宪法又必须保持稳定，不能轻易地频繁地改动，频繁修改的宪法谈不上权威性，宪法的稳定性不仅是宪法权威性的保障，而且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而社会生活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社会现实的不断变化与宪法规范的相对稳定之间总是存在差距甚至冲突，特别是在改革急剧推进、社会转型发展的时期，这种差距甚至冲突（或者说严重不协调之处）更为频仍和明显。修宪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一系列关键性的修改，将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和成熟经验及时加以总结、确认和固定化，也可将执政党确定的重大方针和政策在达成必要的社会共识之后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化解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某些脱节和冲突，使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更相符合、更加协调，使修宪行为与执政党、中央国家机关的重大决策能够一致起来，这有利于树立宪法的权威，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改革与发展提供更加切实有力的指导、推动和保障。
因此，我国现行宪法从程序保障的角度对修宪作了严格限制，规定了不同于修改法律的、更严格的修宪程序，以避免宪法被轻率和频繁地修改，这是保障宪法稳定性的必要措施。面临世纪之交，我们系统地总结改革和发展的新经验，并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客观要求，审时度势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政策调整，包括将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将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视为一种补充，将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定为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方针等等。
我国第一部宪法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于1954年通过的，之后的宪法修改方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全面修改方式，或者叫做重起炉灶方式，如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均是将原先的宪法重新改写一遍。这可说是有效地实施宪法、推行宪政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基础，缺少这个基础的宪法将不成其为根本法，而这个基础目前在我国还非常薄弱。
为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当今几乎所有国家都规定了严格的修宪程序，即对修宪案的提出和通过设定了较之一般的立法和修改法律更高的标准。三是使个人或群体的权利得到保障。
宪法和宪政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协调和促进关系是立宪、修宪的主旨和基本追求。某些联邦制国家还规定修宪须由联邦和联邦成员共同作出决定，而不能由某个单方意志来决定，为此有的国家还设置了一定期限的修正案批准期来进行联邦与联邦成员之间的协调性努力（如美国、印度）。这些正确方针和重要政策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拓发展的伟大成果和经验总结，都通过修正案上升为国家意志，加以固定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如设立宪法解释专家咨询委员会，完善宪法解释的建议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等等。
同时基于民主主义的原则，还保证民众有充分机会对宪法修改事宜表达意愿，行使民主权力。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我国现实国情来看，为提高施行宪法的效果，需要从多方面努力来改善施宪机制。
从实际层面看，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我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许多问题的经验不断丰富，认识不断深化，因此要求对宪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现实，而且各方面提出来要求写进宪法的内容确实很多，例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等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地位问题，个体私营经济的性质地位和国家政策问题，治国基本方略的转变问题等等。这些重要问题如果不及时通过修宪加以明确解决和准确定位，则会造成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长期严重脱节而影响宪法实践的社会效果，致使正确的改革举措长期处于违宪的尴尬境地而严重制约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进而导致宪法危机。
由我国现行宪法采用修正案方式进行的4次修改可见一些端倪：（1）1988年修宪通过的2条修正案，分别是私营经济发展条款和土地使用权依照转让条款。例如，世界上许多国家专门设立了宪法节或宪法纪念日，不少国家专门实行了国家高级官员就职时的宪法宣誓仪式等等，以此养成国民特别是国家官员对宪法的信仰、忠诚和知识积累，可说是独有其效和可资借鉴的方式。
（2）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航船修正了前进方向之后，于1993年修宪通过的9条修正案，从经济改革、政治发展、法制变迁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调整作用。第六条修正案确认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它及时解决了困扰经济改革深化发展的若干最紧迫、棘手的问题，舒缓了宪法规范与改革现实之间的张力。结合我国现行宪法制度和现实国情，为保证上述修宪程序目的特别是目的之二的实现，现阶段应注重建立健全制度化的修宪建议征集渠道，对修宪建议和修宪案草案的意见反馈渠道，以及保证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时间等等，通过此类程序安排使公民不仅有机会间接表达、而且有机会直接表达对修改宪法的意见，这可说是最基本的一种修宪程序保障要求。
与历次修宪相比，2004年修宪特别关注对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高调地宣示了我国宪法的人权关怀（这被称为人权保障入宪），及时反映了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突出强调了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重点是规范行政权力）。修宪之后人们至少需要作出以下4个方面的努力：1.增强宪法观念。
二是使人民在宪法变动前有表达意见机会。除前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增强宪法观念以外，从制度层面来看，至少还应注重健全宪法解释制度，加强宪法监督制度，完善宪法责任制度，探索宪法审判制度等等。
从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更积极有效地运用释宪权力和积累释宪经验，及时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和冲突，幷能适当减少修宪次数，更有利于宪法保持必要的稳定性。二是应尽快采取具体步骤来健全释宪制度，充分发挥释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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